走出历史主义魔咒的米塞斯

奥地利人米塞斯被誉为是继亚当·斯密之后对市场理论贡献最大的经济学家,他以其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思想性,丰富和完善了市场经济理论。米塞斯一生勤于著述,从货币理论、商业周期研究以至构建基于人的行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极富开拓性和原创性。其《社会主义》、《人的行动》等代表作陆续被译介成中文,供国内学者和经济学爱好者阅读。

然而,我们对于这位奥地利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的生平记事、学术历程却知之甚少。已经出版的《米塞斯回忆录》和《米塞斯评传》都只是片段式的文字,难以还原其整个人生全貌。幸运的是,去年八月由启蒙编译所策划、上海社科院出版社出版、黄华侨博士主译的《米塞斯大传》(约尔格·吉多·许尔斯曼著)填补了这个空白。全书近百万字,内容详实、资料丰富,是一本了解米塞斯人生旅程、学术演变乃至20世纪上半叶西方思想史、学术史不可多得的学术传记。

我们知道,米塞斯穷其一生都唯自由意志至上,致力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兴。与哈耶克一样,米塞斯不是生来就是一名古典自由主义者。他的青少年时期成长于一个人们对国家几乎无限信任的时代。这种氛围之下,人们相信政府全知全能、无所不能,且认为政府是唯一能够促进社会不断发展的源泉。与此同时,却对个人和社会团体报以深深的不信任,不相信他们在政府缺席的情况下(非无政府意义上的缺席)能够建立起自生自发秩序。可以说,在20世纪之交,德语国家的每一个人,不是国家主义者(干预主义者),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米塞斯直言,自己在刚进大学时,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国家信仰的崇拜者。

普通人如此,学术圈亦如此。1900年左右,在德国学界,历史主义正值全盛时期。就学科而言,政治经济学无疑隶属于历史学科(“历史主义”)。人们把历史研究方法视为研究人类行为的唯一科学的方法。历史学派站在历史启蒙的顶峰,无比傲慢地否认经济理论的先验性。该学派的许多成员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公开呼吁实行更多的政府干预,甚至鼓吹完全废除私有产权。随着普鲁士人主导的德意志中央国家的建立,这个学派开始在帝国的大学里占据支配地位。历史学派此种垄断德意志帝国政治经济学教职的趋势甚至蔓延到了邻国奥地利。

米塞斯于20世纪初在维也纳大学就读,专业是法律与政府科学。大学期间,他参加了格林贝格和菲利波维希的研讨班。米塞斯最初的学术研究遵循格林贝格的方法,研究1772年至1848年间加利西亚农民解放运动,巨细无遗地利用一切可得文献,发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米塞斯后来回忆,当时的研究更像一份政府政策史,而非经济史。两个研讨班的学习,强化了米塞斯在少年时代形成的世界观,使其早年被灌输的国家主义有意识的加以运用。这种国家主义世界观认为,一个好的政府是经济与社会开明管理的第一推动力,政府干预必定是有益的,而自由市场只是一种偶然现象。

转折出现于1903年,米塞斯军队服役完毕,回归学术研究。他第一次读到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鼻祖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这重新唤起了他早年对历史方法的怀疑,更颠覆了他以往对国家主义深信不疑的立场。由此,米塞斯走上了经济学家的道路,慢慢理解了政府的局限,也慢慢理解了经济科学的实践本质,即自由企业和个人的自愿联合优于国家强制推行的方案。这一理解延续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和18、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的传统。

提及门格尔,人们不会忘记在19世纪80年代,他与施穆勒展开的那一场关于历史方法和理论方法各自优缺点的激烈争论。这场“方法论之争”导致德语经济学界分裂成了两个阵营: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

以施莫勒为代表的新一代德国历史学派,接驳了老一辈德国历史学派的如下观点,每个社会都是独特的,它们都有自身复杂的发展史,都有各自的“精神”或“本质”,是由民族的特殊性格决定的,因此,在研究社会时,必须抑制得出普遍原理的冲动。在历史主义眼中,国家被视为一种伦理制度。即使历史研究揭示了某些变革既可能又可取,变革也应由国家进行,因为只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权力能够对不同的社会团体的自私要求做出公正的判断。

而米塞斯通过阅读门格尔并结合自身思考,深刻反思了历史主义,认为其致命错误在于,相信对历史本身进行分析就能昭示未来行动所须采取的策略。历史记载提供的只是相关情状的描述,但是人之应对却依赖于行动人赋予它的意义,依赖于他想达到的目的,也依赖于他为达目的而选择的手段。可见,历史学派并不探讨理论与科学问题,它的存在仅仅致力于为普鲁士威权体制及各种政策歌功颂德并且提供辩护。

米塞斯后来在其《人的行动》中,更是详细阐释并扩展了门格尔如下观点,个体消费者价值在市场上至高无上,因为它们不仅决定消费品的价值,也决定全部生产要素的价值。消费者通过购买支出掌控整个市场体制的方向,资本家—企业家只是实现(或预期)消费者的愿望。市场并非偶然有益,而是必然如此,它公正而优雅。因此,所有政府干预必须经过慎重考虑,才能被允许中断市场秩序。

由此可见,米塞斯走上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之路,成为市场经济理论大家,首先起于其走出历史主义的魔咒,也就是在方法论上与历史学派划清界限,为其人的行为理论的先验性定下了主基调。正如其对这个基本的认识论事实的实践含义所强调的:人的行为理论并不依赖于感官搜集的材料,而更依赖于我们通过推论理性而知晓的先验事实,因此,我们无法通过完全来自观察的经验对它加以验证或反驳。因而,只有转向普遍正确的理论,才能解决有关历史经验的证明能力的争执——这种理论与所有经验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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